无尽的乌托邦追寻:重读勒瑰恩

时间:2020-07-13

无尽的乌托邦追寻:重读勒瑰恩

在众多「后─」的宣告(后现代、后政治、后自然、后真相、后民主⋯⋯)之中,在人们普遍不再相信结构性的政治与社会改造,在一片政治忧郁、冷感或「芒果乾」的氛围之中,我们还有必要、还可能谈论或想像乌托邦吗? 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真的理解何谓「乌托邦」,或者我们是否思考过,「乌托邦」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我们的生命世界相关不不相关?和地海巫师系列、《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等作品相较之下,勒瑰恩1960、70年代短篇故事集《风的十二方位》(The Wind’s Twelve Quarters)较未被广泛讨论。木马文化近日出版《风的十二方位》中译本,将能够唤起中文读者重读勒瑰恩的热诚,并且重新思考作为一种科幻小说类型、现实的诠释和未来的想像的「乌托邦」。

即便我们将乌托邦界定为科幻小说的政治与社会次文类,我们也必须理解「文类」(genre)并非一个静态的集合,而是伴随着语言、文化、科学、体制、现实的动态发展与变异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预先设定必要且充份的条件,进而决定哪些作品可以被纳入特定的类型文学之中。类似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里的「无有地」(non-place)、静态的无时间整体,似乎已不适用于现代的科幻乌托邦。包括勒瑰恩作品的现代科幻乌托邦是对于现代化过程的回应与反思,同时重构主体性、共同体社会与文化生活(Wegner 118-19),无法自外历史与意识型态的张力和矛盾。科幻乌托邦从未来世界传送讯息到现今世界,展开现在与未来、现实与虚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神话与历史、个人与政治、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的辩证,如同班雅明的「历史天使」图像所示,名为「进步」狂风吹袭着,眼前尽是废墟。

勒瑰恩的《一无所有》的副标题「一个不明的乌托邦」(an ambiguous utopia)巧妙地浓缩了上述科幻乌托邦的特质。小说中安纳瑞丝和乌拉斯两个星球的分离反应了现实世界的冷战对立。像安纳瑞斯这样性别平等与解放、生态、共产的乌托邦革命社会还是渐趋保守与排他,而主角薛维克的梦想是要重振无政府主义先驱欧多已被遗忘的革命动力,保有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和中心化的体系进行永恆的反抗(Moylan 101),也就是说,保持乌托邦的动能不落入各种僵化的体制。即便小说到了结局,两个星球、两种政治与社会制度之间依旧存在着矛盾,但薛维克能够用一种更豁达的胸襟看待那样的矛盾或意义的匮乏,他和作者勒瑰恩一样,都不断採取行动跨越各种形式的围墙。如果长时间浸淫在中国道家思想的勒瑰恩总是在对立之中寻求和谐,那一是一种不断趋近的、动态的和谐观。

针对《一无所有》的叙事结构,科幻小说学者莫依兰(Tom Moylan)曾批评小说以男主角薛维克为叙事核心,等于延续传奇(romance)与童话故事架构,因而减损了作品的乌托邦潜能(107-08)。的确,小说的情节发展依循着薛维克的自我放逐和心理成长,但是他并不像传统的成长小说主角,并没有适应环境,而是努力改造世界,持续经历无以为家和一无所有的感受,小说结束时回首来时路依然一无所有。薛维克那存在主义式的孤寂显示勒瑰擅长赋予他的作品心理深度,而航向异星球和追寻科学真理无异于自我形象和主体意识的解构。《风的十二方位》里有不少类似的範例,例如〈师傅〉的甘尼尔、〈冬星之王〉里雌雄同体的阿格梵、〈死了九次的人〉的複製人凯夫、〈比帝国缓慢且辽阔〉的欧斯登、〈革命前夕〉的欧多。我们可以将这样的过程命名为「遭遇他者」(encounter with the Other)或主体「他者化」(Othering)。

整体而言,《风的十二方位》描绘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他者或异质元素。故事里常见的外太空探险、跨星球旅行和移居意谓着进入或居住在他者的空间、时间、运动的速度、生存条件和生态环境,超音速太空航行等于进入差距数百万倍的平行时间轨迹,一个晚上的航行时间在人类居住的地球上已经过数百年,诸如此类。在〈死了九次的人〉的未来世界,複製人已进入量化的阶段,具有高效率的独立工作能力。勒瑰恩在这个故事里并未只是延续传统科幻小说里机器人複製人或「赛伯格」(cyborgs)脱离人类控制的主旨,而是站在複製人的立场思考自身的本体存在。当九个同一批製造的複製人「周约翰」都已「死亡」,倖存者凯夫独自面对「余生」,特别是当他身处一批又一批新複製人之中那种无以为家的孤寂感,让他自觉只是「残骸中的一枚缺块、一片碎屑」(225)。像这般人类观点的他者化不仅鬆动了人与非人的界线,也让人类主体如何面对複製人的生与死成了一道至关重要的伦理课题。〈比帝国缓慢且辽阔〉里的他者欧思登如同是人类社会缩影的舰队里的怪咖他者,但是故事叙述透过他的感受和他最后跳入浩瀚星空的行动,将自我献给异星生命,理解宇宙之中无所不在、远比人类生命尺度广袤的生命。勒瑰恩在这些故事里一如往常鲜少给出确切的答案。然而,正是这样与他者的遭遇让乌托邦动力得以延续。

〈革命前夕〉和《一无所有》同样都发表于1974年。评论者大多认为〈革命前夕〉可被视为《一无所有》的序曲,两部作品都以无政府主义者欧多创见的社会为背景。以〈革命前夕〉做为整部《风的十二方位》小说集的最终章再妥适、巧妙不过,等于打开了文本的交互指涉或「交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溶解文本的实体界线。然而,〈革命前夕〉的重要性并不止于跨越文本界线。如同勒瑰恩在故事前言解释,无政府主义未曾在她的作品中具象化过,构思的过程耗费心力,仍觉得「飘零失落——犹如一名无所依归的流民」(385-86),不落入任何预设的框架,因此整个过程也算是无政府主义的实践。

〈革命前夕〉从欧多的叙述观点展开,她也出现在《一无所有》里的文献和角色的话语,可说是以痕迹的样态出现在小说文本的「不在场的根源」。在〈革命前夕〉里,欧多已进入古稀之年,目睹她所创建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逐渐失去原有的革命动力。欧多的存在和整个〈革命前夕〉并没有成为《一无所有》或任何文本终极的意义根源。如同欧多回看自己的一生,「她一辈子都活在希望之中,因为除了希望外,她什幺也没有,而这会使人忘却胜利的滋味。唯有品尝过真正的绝望,才能真正体会胜利的快感,而她已在许久之前便抛捨了绝望。再也没有胜利了。你只能继续往前」(398)。

欧多这样的感慨显示毫无保留的、永恆的、无尽的乌托邦追寻。真正的革命总是尚未到来,我们永远都在革命的前一天。这是政治宣示,对生命的体认,同时也是一种向未来开放的写作与阅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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